民國五十九年（庚戌、西元一九七０年）春，玉公及師母七十雙壽，台北市民營報業負責人，為紀念玉公當年團結民營報業為求生存、奉獻心力艱苦奮鬥之事跡，特集文出版專冊「玉涵集」以誌慶。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先生、社長范鶴言先生及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先生、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先生及國語日報發行人洪炎秋先生等，對玉公為民營報業及國家之貢獻均有詳盡之敘述。王惕吾先生在壽文中以「奮鬥的夥伴」為題，指出民營報業在政府播遷台灣之初，工商業甚不景氣，商業廣告極少，報業發展異常艱難，虧累不堪，在玉老領導設計與奔走力爭之下，民營報業遂取得政府與公營事業定期之公告廣告收益，奠定大家生存之基礎，並提出聯合申請貸款辦法，爭取大宗銀行貸款，使民營報業得以更新設備，以求發展，而有今日蓬勃現象。此一辦法之主要推動與負責向台灣省政府及銀行交涉者，均由玉公一人承擔。尤其對玉公在行政當局頌佈「九項新聞禁例」及修訂出版法時期所表現之凜凜風骨，欽佩曷已！范鶴言先生在「民營報業奠基之李玉老壽」一文中云：為我民營報業之大團結，出力最多，設想最周，計劃最密者首推李玉老，玉老坐鎮民營報業聯誼會，運籌帷幄，策劃周詳，功不可沒。值茲大慶，民營報業同仁懷念其往日功績，用特各抒所感，以頌玉老之言之行之德，傳之後世。

　　余紀忠先生以「壽玉老七十」為題，其文曰：每憶玉老在當時剖析事理當仁不讓之言論風貌，歷歷如在眼前，民營報業同仁得能相處以道義，廿年來保持互助合作，實由當年玉老奠定之基礎。余文中對玉老之人格有如下之敘述：玉老為人治事有所爭、亦有所讓，其所爭者為公義、所讓者為私利。玉老接辦自立晚報，慘淡經營，不知歷盡幾許艱辛，先後遭受兩度停刊處分，具為爭取新聞言論自由所付出之代價至高。玉老最令人佩服者，乃其愛國家、愛自由屢仆屢起之精神。及至自立晚報基礎大定，反又讓予有更多財力之人接辦，藉謀報社進一步之發展，而其自身則從容退出，毫無戀棧，此種功成身退之胸懷，似清風明月，令人常留去思。

　　吳三連先生在其「堅忍不拔、松柏永青」壽文中云：本人忝與李玉老在自立晚報有共事之雅，復以廿載莫逆私交，據我所知，當時本省民營報業率皆創業維艱，在經費運用上，煞費張羅，玉老倡議爭取補助，以度難關，以維民營報業之生存，使我對玉老更肅然起敬。自立晚報曾經兩度因故奉令停刊，無異乃致命之打擊，任何人處於此境，均必氣餒，而乏重振旗鼓之勇氣，但玉老秉其堅忍不拔之毅力，於兩次停刊期滿，竟能復刊，若非玉老待人以誠，克己以儉，自立晚報於如此困境之中能不夭折者，殆亦幾希矣。三連先生最敬佩玉老為爭取新聞自由之決心，在當時自立晚報報頭下方，標明「無黨無派獨立經營」八字，此在自由中國報業史上，實屬空前創舉，玉老之特立獨行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　　吳三連先生最後強調，玉老不但在陽明山第二次會談中，堅決主張新聞自由，並提出具體辦法，其憂國憂民之心，不時宣之於筆，均發表於「天聲人語」專欄，以及四十九年十二月間所發表之「今日之國是問題」等鴻文，對政府過去之錯誤加以檢討，對當前之重大問題一一指出，並提出切實可行之道。玉老並坦陳個人三大願望：第一，我對政治根本無半點企圖，不過願在反共復國之新聞崗位上以言論報國，與台灣共安危，政府同存亡，最低要求不致跳海；第二，願我有生之年能返回大陸，躬逢還都大典；第三，願於復國之後重上西嶽華山，終老山林。玉老這種光風霽月之胸襟，的確值得敬佩！

　　洪炎秋先生於「我所認識的李玉階兄」一文中亦云：中央政府遷台不久，百廢待舉，各業均在艱難困苦中掙扎，尤以報業為甚，無不奄奄待斃，玉老一進報界，立刻糾合李萬居、王惕吾諸先生，組織民營報業聯誼會，根據憲法，政府有扶持文化事業之義務，終於爭到一部份之配紙和公告廣告，民營各報得此挹注，頗似及時之甘霖，使民營報紙不致夭折，且為將來成長，立下根基，現今民營報紙，駸駸乎有凌駕公營報紙之趨勢，飲水思源，玉老應居首功。

　　綜上諸文，可知玉公對自由中國民營報業發展之貢獻，有口皆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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